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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震：人见人爱苏东坡
苏东坡是最为大众知晓和喜爱的大文豪，是什么造就了他无可企及的魅力呢？听听康震老师说道他的可爱之处吧~
第一、文学艺术领域中的全才与天才。何以见得？
在诗歌领域，苏轼与弟子黄庭坚并称 “苏黄”，被公认为宋代诗歌最高成就的代表；在词的领域，与南宋辛弃疾并称“苏辛”，被公认为豪放词派的开创者与代表作家；在散文的领域，与自己的老师欧阳修并称“欧苏”，是宋代散文创作最高成就的代表，人们评价他们的散文风格是：“欧文如潮，苏文如海”；在书法的领域，他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“苏黄米蔡”，名列北宋四大书法家之首；在绘画领域，他是宋代“湖州竹派”的代表人物，擅长画枯木、怪石、墨竹；在学术思想领域，他是宋代三大学派关学、洛学、蜀学中蜀学的代表人物；此外，苏轼在史学领域也颇有创见。一个人一生如果有这其中一项成就，也足以骄傲了，苏轼却在这许多领域同时取得卓越的成就，他不仅有才华，是个人才，还是个天才，更是个全面的天才，这怎么能不令人尊敬，怎么能够不人见人爱？
天才加全才，这就是苏轼人见人爱的基础。苏轼的这个特点，在八大家当中具有唯一性，在古代众多的文学艺术家当中，也极为罕见。韩愈、柳宗元、欧阳修、苏辙、苏洵、曾巩、王安石这七个人，在文学以外都有所长，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像苏轼那样全面占有文学艺术的几乎各个领域，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苏轼为我们留下二千七百多首诗，三百多首词，四千八百多篇文章，数量、质量均居北宋著名作家之首。他去世的时候才六十六岁，如果从二十岁算起，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创作如此之多的作品、精品，真是一个奇迹。
正因为如此，他的朋友与弟子们对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。
宋代著名诗人、文学评论家吕本中认为苏轼：“自古以来，语文章之妙，广备众体，出奇无穷者，唯东坡一人。”（《童蒙诗训》）苏轼的弟子，大诗人、大书法家黄庭坚对苏轼的书法艺术给予极高的评价：“翰林苏子瞻，书法娟秀……于今为天下第一。”（《跋自所书与宗室景道》）“挟以文章妙天下，忠义贯日月之气，本朝善书，自当推为第一”（《跋东坡墨迹》）。
正因为如此，宋神宗虽然不满苏轼的反对变法，将他贬往黄州，但还是深深折服于苏轼的文学艺术才华。神宗在宫里吃饭的时候，如果停下筷子开始看书，宫人都知道，这一定是在看苏轼的诗文，神宗看着看着会突然感叹：“奇才，奇才！”一次，神宗与身边大臣议论古今人物，问苏轼与哪一位古人比较相似。大臣回答说，与李白比较相似。神宗想了想，说：不对。李白有苏轼的才气，却没有苏轼的学问。我们姑且不评价李白与苏轼孰高孰低，一个文人能够得到皇帝这样的肯定，而且是在他被贬黄州之际得到这样的肯定，这充分说明苏轼在北宋文坛的崇高地位。
苏轼的文学艺术才华，在当时的外国也有很大的影响力。苏轼的好朋友张舜民奉旨出使辽国，在辽国的馆驿中，看到墙壁上刻有苏轼的诗作《老人行》。来到书店里，也看到有苏轼的诗集在售卖。张舜民非常感慨，题诗云：“谁题佳句到幽都，逢著胡儿向大苏。”（《渑水燕谈录》）没想到在国外也能看到苏轼的诗句，看来连外国人也喜欢苏轼啊！后来苏辙奉旨出使辽国，辽国大臣们也纷纷打听苏轼的情况。苏辙很有感触，写诗给苏轼说：“谁将家集过幽都，逢见胡人问大苏。莫把声名动蛮貊，恐妨谈笑卧江湖。”（《坚瓠集》）来到辽国，人人都在打听你的消息，你的大名在外，将来想要隐退江湖恐怕就难了。
苏轼的第二个可爱之处，在于他是士林的领袖，也就是知识分子的领袖。领袖有两种，一种是刚性的，一种是柔性的。国家元首、军队总司令，这是刚性领袖。精神领袖、士林领袖，这是柔性领袖。一位士林领袖，应该有巨大的声望，超强的人气，强烈的凝聚力。
苏轼在政治上影响力大。他曾在中央与地方长期担任行政首长，中央如吏部郎中、起居舍人、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、吏部尚书、兵部尚书、礼部尚书，地方如密州知州、徐州知州、湖州知州、登州知州、杭州知州、颍州知州、扬州知州、定州知州。在北宋朝的党派斗争中，他又是“蜀党”的领袖。综合这两方面来看，他算是一个政治领袖。但这不是苏轼领袖的主要内涵，在北宋，苏轼主要是一位杰出的士林领袖，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。
他门下有苏门四学士、苏门六君子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载：“孔子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礼、乐教，弟子盖三千焉，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。”也就是说孔子门下有三千弟子，最杰出的有七十二位。苏轼教授、教导过的弟子肯定很多，但是真正为大家公认的最有水准的还是这四学士与六君子。这个组合，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与苏轼在文学艺术方面声气相投，更重要的是四学士、六君子仰慕苏轼的道德品行、人格修养与立身为政的原则，他们愿意凝聚在苏轼的周围，成为一个君子的组合、道德的组合、文学的组合。六君子当中，黄庭坚、陈师道擅长诗歌，是北宋诗歌巨匠；秦观是一代词宗，并擅长散文；晁补之擅长诗词；张耒擅长诗歌、散文；李廌擅长散文，他们都是北宋著名的文士。北宋的文坛与文人群体，因为有了这个组合而光芒四射。四学士与六君子，也成为后代文人向往的理想化的文人群体。
在这个组合中，苏轼士林领袖的作用是明显的。他对于自己这个领袖的地位，有着高度的自觉。他说：“文章之任，亦在名世之士，相与主盟，则其道不坠。方今太平之盛，文士辈出，要使一时之文，有所宗主。昔欧阳文忠，常以是任付与某，故不敢不勉。异时文章盟主，责在诸君，亦如文忠之付授某也。”（《师友谈记》）意思是说：文章事业，要靠一代代人主盟相传，才不会衰落。当今太平盛世，文人辈出，必须要有所宗主，才能使文章事业兴旺发达。昔日欧阳修将文坛盟主的重任交付给我，我不敢不勉力为之。将来文坛盟主的重任还要拜托更年轻的一代，就好像当初欧阳公托付给我一样。
文坛盟主、士林领袖的职责重大，也很风光，同时也要有盟主的风范，要尽到盟主的责任与义务。
李廌性情豪爽，初到京师游学，总是科场不利，他很着急，于是穿梭于权贵之门，频频投文献诗，时时遭人轻视，惹人白眼。苏轼很欣赏李廌的文章才气，却不赞成他这种“朝扣富儿门，暮随肥马尘”（见杜甫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）的作法，便以长者的口吻劝导他说：你天分很高，定有出头之日，最要紧的是循序渐进，决不可轻浮躁进、做有伤气节的事情。李廌入京以来见过不少巨公大卿，却没有人这样真诚地关心过他，因此心中十分感激，此后便常常以苏轼的劝告引以为戒。但他连年科场不顺，经济上十分窘迫。宋神宗元丰八年，苏轼刚刚结束在黄州的贬谪生活，将赴常州。有位朋友特意给他送来十匹绢、一百两丝作为安家之费。这天正巧李廌前来拜谒，苏轼知道他家境贫寒，家中几位长辈先后病故，均无力安葬，便将朋友的馈赠全部转送给李廌。
神宗元祐四年四月，苏轼出守杭州前夕，朝廷赐给他一匹宝马，苏轼想到李廌经济拮据，便想将这匹宝马转赠给他。转念又想，李廌家贫，说不定哪天就会卖马救急，而此马是朝廷赏赐的御马，必须写张公据给李廌，说明此马的来源才好。于是便亲笔写了一张“马券”，措辞婉转，又不至于伤害到李廌的自尊心：
元祐元年，余初入玉堂，蒙恩赐玉鼻騂。今年出守杭州，复沾此赐。东南例乘肩舆（即轿子），得一马足矣，而李方叔未有马，故以赠之。又恐方叔别获嘉马，不免卖此，故为出公据。四年四月十五日，轼书。（《赠李方叔赐马券》）
这张马券后来在眉州刻石，有拓本流传于世。
有趣的是，苏轼写完这张马券半年之后，黄庭坚又给李廌写了一封信，这封信的作用竟然是为李廌公开叫卖这匹马：
翰林苏子瞻所得天厩马，其所从来甚宠，加以妙墨作券，此马价应十倍。方叔豆羹常不继，将不能有此马，御以富贵之家，辄曰非良马也，故不售。夫天厩虽饶马，其知名绝足亦时有之，岂可求锡马尽良也？或又责方叔受翰林公之惠，当乘之往来田间，安用汲汲索钱？此又不识蛘痛者从旁论砭疽尔。甚穷亦难忍哉！使有义士能捐二十万并券与马取之，不唯解方叔之倒悬，亦足以豪矣。众不可。盖遇人中磊磊者，试以余书示之。元祐四年十月甲寅黄庭坚书赠李方叔。
这其实就是在给李廌卖马打广告，苏轼这个榜样的力量真是无穷。具有传奇意味的是，黄庭坚为李廌做的这篇广告，经过九百多年后，在2007年，出现在北京保利国际拍卖公司，这件《书苏东坡马券贴后赠李方叔真迹卷》，引首有张大千作水墨仙并赞辞，还有梁启超、罗振玉、黄宾虹、王国维等名家的题跋及印章，起拍价近千万。其实给这封信定价太委屈它了，900年前那匹马都能卖20万钱，现在九百多年过去了，这么真情、珍贵的信笺，是名副其实的无价之宝，值得流芳百世。它记录的不仅是一匹马的故事，还是一段情意、一段传奇，是苏门中的眷眷深情与友谊。
《书苏东坡马券贴后赠李方叔真迹卷》
拓本
苏轼的第三个可爱之处，在于他是一个世俗方外的老顽童。什么是老顽童？就是永远有一颗赤子之心、赤诚之心。无论这个世界多么艰难，无论周围的环境多么尔虞我诈，总是能够以热爱、喜爱、欢喜的态度来看世界，看他人。总是能够以热情的态度、乐观的态度看待世界。这样一来，这个人的身上就拥有一种特别的气质、特别的趣味，就像辛弃疾说的：“我看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看我应如是。”换言之，我看世界多可爱，料世界看我也应该很可爱吧？这其实就是一种人生态度，世界丑恶还是美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看世界的态度是美好的。
苏轼自己就说，我“上可以陪玉皇大帝，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”（《说郛》）。我跟谁都能聊到一起，玉皇大帝可以聊，乞丐收容所的穷孩子也能聊。苏辙曾经劝他哥哥跟人交往的时候要慎重，要有选择的交朋友，苏轼回答他说：“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的人。此乃一病。”这话听上去有点儿傻，但是生活中的我们，其实都太精明了、太聪明了，所以也就不可爱了，这时候突然有个傻傻的苏东坡冒出来，看见谁都是自己的朋友，这样的人难道不可爱吗？
唐宋其他七大家的身上，有很多的特点与苏轼相似，但唯独这个特点是他们都没有的。苏轼在世俗世界与方外世界，都是一个热闹人，一个有趣的人。
比如，苏轼很喜欢吃猪肉，他的好朋友佛印禅师很理解他。有段时间，佛印住在润州（镇江）金山寺，苏轼常常去寺里探望他，佛印就会偷偷做点儿猪肉犒劳他。结果有一天发生了意外，佛印辛辛苦苦、小心谨慎地烧好了猪肉，藏好了地方，等苏轼来。苏轼来了，可猪肉却被人偷吃了！这说明有人早就知道佛印偷偷做猪肉，但是知情者非但不举报，反而将佛印的猪肉偷了去，弄得他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。苏轼看到朋友尴尬的样子，即兴赋诗一首，诗云：“远公沽酒饮陶潜，佛印烧猪待子瞻。采得百花成蜜后，不知辛苦为谁甜。”（《戏答佛印》）意思是，东晋高僧慧远主持庐山东林寺，曾邀请陶渊明与他一起修习佛法，并特别准许陶渊明饮酒。现在佛印为招待我而辛辛苦苦烧猪肉。遗憾的是猪肉不知落到谁的嘴里了，就像蜜蜂辛辛苦苦采成了蜜，却不知道最后是谁尝到了甜。虽然有点拿佛印开涮的意思，不过这玩笑却开得很雅致。
苏轼可爱的第四点，在于他还是贬谪与流放中的达者。人都有倒霉的时候，倒霉的时候如果就是一副倒霉相，那就很可怜、很可悲了，如果倒霉了还有一副相对轻松的心情、从容的心情，那就比较可爱了。
古代遭遇贬谪流放的文学家不少，如屈原、柳宗元、秦观等人，他们或者自杀，或者死在贬所，生命力都不强，没有后续发展空间，也没有重振生命的机会。韩愈、欧阳修的贬谪流放时间都很短，在仕途与人生经历中几乎算不得什么，也不是他人生经历的转折点。王安石、曾巩、苏洵根本没有贬谪流放的经历。苏轼则不一样。他自己说：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”（《自题金山画像》）他被贬黄州的时候四十五岁，这一贬就是四年；他被贬惠州的时候五十九岁，在惠州居住了三年；他被贬儋州的时候六十二岁，在儋州住了三年，离开海南的时候已经六十五岁了。所有贬谪流放时间，加在一起整整十年。在八大家当中，若论贬谪累计时间之长、年龄之大、次数之多、条件之艰苦，贬谪之后尚能全身而回，贬谪对创作、人格产生重大影响，所有这些综合因素加在一起，苏轼独占鳌头。贬谪流放生活，对苏轼产生了重大影响，改变塑造着他的人生与个性。
据苏辙回忆，当初苏轼曾经告诉他：“‘吾视今世学者，独子可与我上下耳。’既而谪居于黄，杜门深居，驰骋翰墨，其文一变，如川之方至，而辙瞠然不能及矣。后读释氏书，深悟实相，参之孔、老，博辩无碍，浩然不见其涯也。”（苏辙《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》）确是事实。我们现在所了解的那个“大江东去浪淘尽”的苏轼，那个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苏轼，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苏轼，其实都是在经历了贬谪流放生活之后的新的苏轼。我们可以这样说，贬谪之前是我们还不太熟悉的苏子瞻，而在经历了贬谪流放生活之后，苏子瞻就变成了后来为我们所熟悉的苏东坡。这个改变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就是苏轼能够以达观从容的态度来对待贬谪流放，所以经历了这个遭遇，苏轼不会自杀，不会因身体虚弱而病死，而是顽强的活了下来，而且努力活得更好、更精彩，活出一个新的可爱的苏东坡。
苏轼被贬广东惠州，生活很艰苦。他的老朋友和尚道潜给他来信，为他的健康而担忧。他给道潜的回信是这样写的：
某到贬所半年，凡百粗遣，更不能细说。大略只似灵隐、天竺和尚退院后，却在一个小村院子，折足铛中，罨糙米饭便吃，便过一生也得。其余瘴疠病人，北方何尝不病；是病皆死得人，何必瘴气，但苦无医药。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。参寥闻此一笑，当不复忧我也。（《答参寥三首》）
什么是达观？就是看透了生死。道潜来信所担心的不就是死亡么？那我告诉你，在哪儿都免不了一死。这样想问题，似乎非常消极，其实是以退为进。常言说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来到惠州这个当时的不发达地区，从表面看，的确是增加了死亡的几率，但是退一步想，在哪里都有死亡的可能。这样想问题，实际上是大大降低了会病死在惠州的恐惧感与危机感，反过来说，也就是大大提升了在惠州生活下去的安全感与空间余地。在艰苦的地方，生存的空间本来就小，能够生存的理由本来就很少，只有退一步，才能给自己的生存挪出一块空间来，才能给自己继续生存下去找到更多的理由。这不是鸵鸟哲学，也不是懦夫的哲学，而是生命遭遇到不可克服的困境时表现出的特殊的坚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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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来源于：章黄国学：（zhanghuangguoxue）